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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生活的因循與躁動
明清時期，在宗法社會貌似堅硬的外殼之下，潛流暗動，社會風尚的變遷，社會倫理的背離傾向，商人地位的提升，文人士大夫遂情達欲的生活旨趣，雖然不足以立即改變總的道德秩序和社會面貌，但卻持續(xù)不斷地腐蝕和動搖著傳統(tǒng)社會的基石。中國社會正在沖破傳統(tǒng)，跨入近代社會的門檻。
禮教背景下的宗法家族生活
明清時期，宗族仍是民間社會生活的重要組織調節(jié)機制。但是，宗法的約束效力逐步渙散，特別是明代中葉以后，由于商品經濟的沖擊，社會倫理的背離傾向日趨明顯。經研究者統(tǒng)計，至少在清代前期，大家庭所占比例已不是很高，最為普遍的家庭還是由父母和子女結合成的三角。明清婦女地位也有了改善的跡象，如在一些士紳家庭中，女子讀書作文早已成為一種時尚，在中下層家庭中，婦女再婚是普遍存在的現象。
商人精神與社會風尚
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兼正式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觀念，商人本身也逐步建立起了道德自尊。傳統(tǒng)價值取向的變遷，導致明代中后期社會出現了崇商的趨勢。在商品經濟發(fā)展的背景下，社會消費觀念也發(fā)生了新的變化，特別是在江南地區(qū)，出現了追求奢侈享樂的風尚。在商業(yè)繁榮的背景下，以戲曲為代表的通俗文化也得到了高度發(fā)展。
文人士大夫的清雅生活
明代中后期，在工商業(yè)經濟和城市文化發(fā)展的背景之下，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的道德信條愈顯蒼白無力，社會道德價值體系面臨深刻的危機。有悖于正統(tǒng)道學的理欲觀念，成為明清文人士大夫張揚個性、滿足精神和物質欲望的生活方式的思想基礎，也助長了準求聲色犬馬的享樂之風。
——摘編自袁行霈、嚴文明等主編《中華文明史（第四卷）》（1）上述材料中明清社會生活的“因循”與“躁動”分別體現在哪些方面？二者之間有何邏輯關系？
（2）分析明清社會生活“因循”與“躁動”并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