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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之所以能有集大成之成就，是因為他有可以集大成之容量。而其所以能有集大成之容量，最重要的因素，乃在于他生而稟有一種極為難得的健全才性--那就是他的博大、均衡與正常。杜甫是一位感性與理性兼長并美的詩人，他一方面具有極大極強的感性，可以深入到他接觸的任何事物，把握住他所欲攫取的事物之精華；另一方面又有著極清明周至的理性，足以脫出于一切事物的蒙蔽與局限，做到博觀兼采而無所偏失。
      這種優(yōu)越的稟賦表現于他的詩中，第一點最可注意的成就，便是其汲取之博與途徑之正。就詩歌體式風格方面而言，古今長短各種詩歌他都能深入擷取盡得其長，而且不為一體所限，更能融會運用，開創(chuàng)變化，千匯萬狀而無所不工。我們看他《戲為六絕句》之論詩，以及與當時諸大詩人，如李白、高適、岑參、王維、孟浩然等，酬贈懷念的詩篇中論詩的話，都可看到杜甫采擇與欣賞的方面之廣；而自其《飲中八仙歌》《曲江三章》《同谷七歌》等作中，則可見到他對各種詩體運用變化之神奇工妙；又如從《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北征》及“三吏”“三別”等五古之作中，可看到杜甫自漢魏五言古詩變化而出的一種新面貌。就詩歌內容方面而言，杜甫更是無論妍媸巨細，悲歡憂喜，宇宙的一切人情物態(tài)，都能隨物賦形，淋漓盡致地收羅筆下而無所不包，如寫青蓮居士之“飄然思不群”，寫空谷佳人之“日暮倚修竹”；寫丑拙則“袖露兩肘”，寫工麗則“燕子風斜”；寫玉華宮之荒寂，予人以一片沉哀悲響；寫洗兵馬之歡忭，寫出一片欣奮祝愿之情。其涵蘊之博與變化之多，都足以為其稟賦之博大、均衡與正常的證明。
      其次值得注意的，則是杜甫嚴肅中之幽默與擔荷中之欣賞。我以為每一位詩人對于其所面臨的悲哀與艱苦，都各有其不同的反應態(tài)度，如淵明之任化，太白之騰躍，摩詰之禪解，子厚之抑斂。東坡之曠觀，六一之遣玩，都各因其才氣性情而有所不同，然大別之，不過為對悲苦之消融與逃避。其不然者，則如靈均之懷沙自沉，乃完全為悲苦所擊敗而毀命喪生。然而杜甫卻獨能以其健全的才性，表現為面對悲苦的正視與擔荷。所以天寶的亂離，在當時詩人中，唯杜甫反映者為獨多，這正因杜甫獨具一份擔荷的力量，所以才能使大時代的血淚，都成為了他天才培育的澆灌，而使其有如此強大的擔荷之力量的，則端賴他所有的一份幽默與欣賞的余裕。他一方面有極主觀的深入的感情，一方面又有極客觀的從容的觀賞，如著名的《北征》詩，于飽寫沿途之人煙蕭瑟、所遇被傷、呻吟流血之余，卻忽然筆鋒一轉，竟而寫起青云之高興，幽事之可悅，山果之紅如丹砂，黑如點漆，而于歸家后，又復于饑寒凜冽之中，大寫其幼女曉妝一片嬌癡之態(tài)。此外，杜甫雖終生過著艱苦的生活，而其詩體中卻往往有“戲為”“戲贈”“戲作”等字樣。凡此種種，都說明杜甫才性之健全，所以才能有嚴肅中之幽默與擔荷中之欣賞，相反而相成的兩方面的表現。這種復雜的綜合，足以為其稟賦之博大、均衡與正常的又一證明。
（摘編自葉嘉瑩《論杜甫七律之演進及其承先啟后之成就》）下列對原文論證的相關分析，不正確的一項是（　?。?/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