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與清末民初的兩次西學東漸，對中國社會產(chǎn)生了較大影響。閱讀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1601年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獲準進入北京……盡管沒有得到皇帝批準傳教的正式文件，但卻得到了事實上的默認。據(jù)統(tǒng)計，“在200年時間里，來華傳教的耶穌會士共有456人……出版了成百上千部中文著作”，“其輸之科學，有天文、歷算、地輿、炮銃、水利及格物致知之學?！?br />--楊志文《耶穌會與西學東漸》材料二：羅馬教皇禁止中國天主教徒遵守中國政令習俗，比如“祖先崇拜”、“儒學崇拜”等?？滴醯蹖Υ伺荆骸敖褚妬沓几媸?，竟是和尚道士，異端小教相同?！院蟛槐匚餮笕嗽谥袊薪蹋箍梢?，免得多事。”1700年，康熙帝宣布禁教，驅(qū)逐傳教士。乾嘉禁教之后，清政府閉關鎖國已成定局?！拔鲗W東漸”的星星之火終究未能形成燎原之勢。
--駱利紅：《明末清初的“西學東漸”評述》材料三：（清末民初）由于上海的特殊地理位置，各路人才在這里匯聚，不僅有眾多兼通近代科學技術知識的傳教士，而且還有一批中國的優(yōu)秀知識分子。……從西譯著作中，由自然界引申到人類社會，使當時處于惆悵的中國多了一份思考和選擇。如嚴復先后翻譯了《天演論》、《國富論》、《論自由》、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等，使梁啟超、康有為等力主改革和思想進步的知識分子激動不已，似乎從中悟出了中國的某種道路。魯迅知有新書《天演論》出版，便花了500文錢買了一本，讀后頓覺眼界大開。魯迅想以科學救國和他從事文學的喚醒民族的思想底蘊是完全一致的。
--陳敬全、朱新軒《上海在西學東漸中的地位和作用》（1）根據(jù)材料一、二，概括明末清初“西學東漸”的特點，并指出此時“西學東漸”的星星之火終究未能形成燎原之勢的原因。
（2）根據(jù)材料三，概括清末民初“西學東漸”較之材料一、二中“西學東漸”的新變化，并結(jié)合所學知識說明這種新變化對中國的影響。